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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 | 到国外看病去,一场说走就走的医疗旅行

发布时间:2017-10-10 15:12 来源:未知打印

美国的休斯敦和波士顿,成为中国人最新的聚集地,他们从大洋彼岸长途飞行而来,只为寻求更好的治疗方案。

 

美国得克萨斯州第一大城市休斯敦的安德森癌症中心(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被喻为全球癌症治疗的“最高法庭”,数百位中国患者将这里视为最后的希望。

 

36岁的乳腺癌患者方若,两个月前在国内确诊为乳腺癌,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告诉她“必须切乳”。方若在确诊后的第五天直奔休斯顿,当安德森中心给出“不但保乳,而且为避免化疗对生育系统的损害,可以先取卵冷冻再化疗,恢复期后通过试管受孕”的治疗方案时,喜出望外的方若失声痛哭。

 

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则拥有多家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受益于其顶级科研能力和临床试验资源,美国半数以上的新药在此诞生。

 

大量中国患者为药而来。一位在中国已被判处“死刑”的肺癌晚期患者在此已经“多活”了两年,他正在积极争取“入组”——进入尚未上市的新药临床试验环节,“再坚持两年,我相信癌症可以被攻克”。

 

中国患者大量出现在全球顶级医院,背后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诊断、治疗、药品之间的差距,以及中国富裕阶层的崛起。仅以乳腺癌为例,欧美国家的保乳率在40%以上,而中国的平均保乳率为5%-10%。在癌症领域,中国患者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的这一数字为66%。中国境外医疗患者群体规模尚无权威统计,但业内普遍认为,中国境外医疗规模已达千亿美元级别。

 

中国患者“自带现金流”,被境外医院视为国际业务开拓的“优先市场”。去美国治疗癌症、去日本精密体检、去英国心脏手术、去韩国美容整形、去泰国做试管婴儿、去瑞士注射羊胎素⋯⋯遍布全球的医疗网,正在以中国为起点,被快速打通。


与国内不足20万元的治疗费用相比,方若在美国花了近百万元的高昂成本。虽然美国的平均治疗费用高出中国4倍以上, 同样的抗癌药价格比中国贵了6倍,但梅奥诊所国际转诊主任Melissa Goodwin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患者数量呈几何增长态势,已是仅次于中东的第二大国际患者群体。

 

 

 
“自带现金流”患者

 

美国私立医院针对本国患者的治疗受定价体系和保险公司的双重制约,而国际患者定价更为自由,且全部收益归医院所有。中国患者的群体画像是——多为重症患者,治疗费用高昂,普遍没有商业保险,现金支付为主,注重医疗质量和服务品质,具有极高的忠诚度和开发潜力,被视为最佳“现金流患者”。

 

与国内标准化的治疗方案相比,美国肿瘤治疗已进入个性化治疗的“精准时代”,通过基因检测确定靶向药是癌症治疗的必备程序;而在中国,基因检测尚未普及,靶向药挨个试错看疗效是普遍做法。

 

据调查,在赴美看病的数千名中国患者中,70%在美国治疗时更改了方案,其中包括大量的病理诊断错误。

 

另外,美国医院实行“病人中心制”,即围绕病人组建专家团队,例如,肺癌患者的专家团队成员包括内科医生、肺病医生、肿瘤医生、放化疗医生、康复医生、营养师和社工等,诊疗方案力求符合患者全流程需求。

 

一位唾液腺癌患者对财新记者表示,在过去一年,他被三家国内医院诊断为甲状腺癌,接受了半年治疗并切除了甲状腺。但术后病情仍在恶化,他最终在安德森癌症中心被确诊为唾液腺癌,通过基因检测找到了靶向药,病情得到控制。

 

更多的患者是为了新药出境。受制于中国新药审批滞后,中国癌症靶向药比欧美国家落后了五到八年。截至2016年6月,美国食药总局共批准了72个抗肿瘤靶向药,其中只有不到30%在中国上市。为获得新药,大量患者不惜违法“代购入境”,或常驻美国等待新药机会。甚至很多患者直接问境外医疗服务公司“我需要PD-1(抗肿瘤用药),美国哪个医院有我就去哪儿”。

 

也有人是为了质子和重离子治疗、达芬奇机器人、可降解血管支架而出境治疗。在美国,被称为“杀癌利器”可直达肿瘤病灶的质子和重离子治疗系统在过去二三十年被熟练使用,可用微创方法实施复杂外科手术的达芬奇机器人也在大医院普及,可降解的血管支架在逐渐代替金属支架。而在中国,第一个质子重离子中心于2015年落地上海,达芬奇机器人最近两年才被大量引进,可降解血管支架尚无上市案例。

日本是中国患者的第二大目的地。日本的医疗费用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低位,平均费用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部分医疗项目甚至比中国更低。“在日本,质子重离子项目一个疗程15万元人民币,上海质子中心的价格是27.6万元。白血病用药格列卫,日本售价1万多元人民币一盒,中国为2.6万元一盒。”

 

主要面向日本市场的医疗服务机构厚朴方舟将用户群体拉低到中产阶级,创始人兼CEO王刚对财新记者表示,前往日本的中国患者的病种更加多样化和普遍化,虽然癌症仍占第一位,但占比不超过50%,心脏病、丙肝、脑神经外科患者在快速上升,艾滋病、癫痫、疑难病症患者也在增多。

 

东京的癌研有明医院是日本排名第一的癌症治疗中心,“我们是公立医院,国际患者价格仅比本国患者贵不到2倍。”癌研有明医院国际部经理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国患者已逐步超过欧美患者和东南亚患者,占该医院国际部患者的半数席位。

 

同样做心脏、神经等“严肃医疗”项目的英国、德国,正逐渐被中国患者所接纳;瑞士因羊胎素等医美项目成为中国贵妇的最爱;韩国、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整容整形、疫苗基因、试管婴儿、体检疗养等 “轻医疗”项目。“说走就走的医疗旅行”已渐成潮流。

 
 
境外医院“水土不服”

 

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无疑是境外医院的掘金目的地,但受制于政策管制,进入中国并非易事。

 

最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台湾医院。2005年,台湾最大的连锁医院长庚医院通过与厦门市海沧区政府合作,获准在厦门建立第一座分院。同步合资建院的还有长沙的旺旺医院、昆山的宗仁卿医院和南京的明基医院等。但十余年来,这些台资医院都无法复制在台湾的传奇效应。

 

直到2014年7月,中国才对外资独资办医敞开大门,试点局限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七地,审批权下放到省级,但在医疗设备购置审批、医保对接和医生执业资格等配套政策方面一直未有明确的落地细则,使外资医院进入中国仍有诸多“玻璃门”。

 

美国顶级医院也尝试进入中国,但进展缓慢。并且,在中国寻求合适的合作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位美国顶级医院国际部负责人对财新记者表示,他曾与中国多家商业机构接触,探讨合作办医的可能性,但尚无敲定的案例。他认为,美国顶级医院都非常珍惜百年积累下的品牌,对品牌使用和医院理念都有严格要求,“但中国商家总想滥用我们的品牌,想尽快赚钱,这不是我们的价值观”。

 

 
中介机构野蛮生长

 

致力于把患者 “送出去”的中介公司也在迅猛发展。实际上,绝大多数境外医院都接受个人预约,但重病患者通常需要大量的病例翻译上传工作,即便是慢病和“轻医疗”需求者,也会担心在异国他乡的食宿生活和医院对接问题,中介公司抓住了这部分市场需求。其服务核心是专业匹配患者和医院,为患者提供包括翻译病例、筛选医院和医生、跟进医疗全流程服务。

 

而经历三五年的积累,境外医疗服务机构开始出现模式分化。 有些之前专注癌症重病的机构准备向“轻医疗”转型,如糖尿病、高血压管理等轻病种的扩大,远程医疗和体检。

 

远程医疗实际是寻求第二诊疗意见,但按照中国政府规定,远程医疗只能存在于医院之间,中介机构所主导的远程医疗由于无法提供足够多的检查资料而只能作为“咨询意见”,并不能作为处方和诊疗方案。患者也很难找到愿意按照境外专家咨询方案来实施治疗的国内医院。


另一个新兴“轻医疗”是体检,比如日本推出的早癌筛查项目。据厚朴方舟CEO王刚介绍,体检产品在其销售份额中占25%左右,主要向B端(企业)售卖。

 

多家境外医疗服务机构对财新记者表示,体检产品总价低,是不赚钱的买卖,但通过体检项目可以拓展客户规模,从中获取“回头客”。

 

不过,厚朴方舟这类提供全程一站式服务的机构,则开始走向“重资产”道路。这包括在国内各城市建办事处,在国外各地建服务点,高比例配备全职员工,置办办公、车辆等固定资产。在王刚看来,这种“固定成本高、变动成本低”的模式,不仅可以提高服务标准,还可以降低报价。厚朴方舟则致力于提高与日本医院的深度合作能力,每个月都要为医生发放金额不菲的工资。“开销庞大,按照级别划分付费,有具体事务性合作再付费。”王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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