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疾病，又称为循环系统疾病，是一系列涉及循环系统的疾病。循环系统指人体内运送血液的器官和组织，主要包括心脏、血管(动脉、静脉、微血管)。心血管疾病可以细分为急性和慢性，一般都是与动脉硬化有关。这些疾病都有着相似的病因、病发过程及治疗方法。常见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动脉炎、动脉瘤、风湿病、非感染性心内膜炎、感染性心内膜炎、心瓣膜病、冠状动脉性心脏病、心肌病、心肌炎、心包炎、先天性心脏病、心脏肿瘤等。在全球范围内，心血管疾病已超越各种感染和寄生虫类疾病，成为全球人类前列大的死因。

近日，《柳叶刀·糖尿病与内分泌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声称发明了一种能够预测致死性心血管病(包括心脏病和脑血管病)的新工具，通过适当的校正便能应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这项研究中，作者把中国、日本、韩国、西班牙、墨西哥、伊朗、美国、丹麦、捷克、英国等11个国家的致死性心血管病风险情况进行了比较。因为其他国家在人种方面与东亚人差别较大，因此在本文主要比较中、日、韩三国。(Lancet Diabetes Endocrinol. 2015年3月25日在线版)

中国人心血管病风险“稳居”较高

这项研究中，考虑的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收缩压、血脂(总胆固醇)、糖尿病和吸烟，预测10年心血管病风险。

根据这6项指标，可以计算出一个人10年后发生心血管病的可能性分为<1%、1%、2%、3%~4%、5%~9%、10%~14%和>15%几个类别。数值越高，心血管病风险越高。

作者发现，吸烟、糖尿病、收缩压升高和胆固醇升高都可增加心血管病风险，但女性如果吸烟或有糖尿病，那么其风险都要远超男性。

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中国人的心血管病风险均较高，而日本和韩国的心血管病风险较低(图1)。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中国的心血管病风险较低者(10年心血管病死亡风险<3%)的比例远远低于日韩，而10年心血管病死亡风险>10%的比例远高于日韩。

举例而言，如果一位男性不吸烟，有糖尿病，收缩压140 mmHg，总胆固醇是6 mmol/L的话，那么日本人10年内死于心血管病的可能性是5%，而中国则高达24%，中国是日本的5倍。但是如果吸烟的话，日本人是9%，中国人是36%。

对于同等条件的女性，日本人为3%，中国人为33%，中国是日本的10倍。如果吸烟的话，日本人是6%，中国人是58%，差不多也是10倍。

总体上，在中、日、韩三国中，中国人发生致死性心血管病的风险较高，中国男性有33%，女性有28%达到了10年危险>10%。据此估算，在40~80岁年龄段的中国人有1.7亿属于高危人群。

中国老年人死于心血管病的风险更高，超过90%的老年人(>65岁)10年风险>10%;80%以上男性和70%以上女性10年风险>15%。相比而言，日本仅28%的老年男性和17%的老年女性10年心血管病死亡风险>10%。

中国人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高是医疗保健体制的问题

回头来看这种风险预测的计算方法。一般而言，先要找到一群人，数量足够大，先记录目前的情况，比如年龄、性别、血压、血脂、吸烟等指标，当然还包括身高、体重、饮食、运动等情况。然后对这群人观察10年，其中肯定会有一些人发生或死于心血管病。科学家就会把10年前的指标与是否得心血管病建立关联，计算出发生心血管病的可能性。

同样都是东亚人，同样都是年龄、性别、血压、血脂、吸烟和糖尿病等几种指标，计算出来中国人的致死性心血管病风险高，较主要的可能是几个解释：一是中国人具有的危险因素比例高，比如，中国人的吸烟问题，男性有一半在吸烟，中国男性和女性总吸烟率近30%;而日本吸烟率不足20%;韩国男性吸烟率为39%，女性为1.6%。

其次，虽然都有一定比例的高血压和高脂血症等危险因素，但日、韩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情况比较好。

再次，一旦心血管病发作，如果能得到及时救治，也能挽救患者生命。这就是“救急”，是医疗体制的一个关键环节。

总体而言，虽然该研究仅仅比较了不同国家居民发生致死性心血管病的风险，实际却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医疗状况。

要降低我国居民因心血管病死亡的人数，至少要做到几个方面：病前预防，主要针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控制，如对吸烟、高血压、高脂血症和糖尿病等控制;改善急救环节，能够有效挽救已发生急危重症患者的生命;病后管理，预防再次发作;心血管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如预防心脑血管病的知识、疾病症状的识别和正确处理的关键知识的普及、病后疾病知识的了解和掌握等。

这些问题看起来简单，但如何落实，实际上涉及了医疗体制的转型。看看这些关键环节，哪个与现在大型公立医院有关系?只有第二点有些许关系，但还要与院前急救的做好有效的链接才行。不客气的讲，大医院越盖越多，不会对中国总体心血管病的防治带来明显的益处。